清晨的薄雾笼罩着秦城监狱高耸的围墙。
姚文元已经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度过了整整十八个春秋。
他像往常一样早早醒来，躺在硬板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这间不足八平米的单人牢房，他已经熟悉到能闭着眼睛描绘出每一处细节——墙角那道细小的裂缝，铁门下方磨得发亮的送饭口，还有窗台上那盆他精心照料了五年的绿萝。
"今天该浇水了。"姚文元喃喃自语，习惯性地伸手去摸床下那个塑料水杯。
就在这时，铁门外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
"老姚，起床了吗？"是张德福的声音。
这位年近六旬的老狱警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从姚文元入狱的第一天起就负责这个监区。
"起来了，张队长。"姚文元条件反射般地迅速整理好床铺，站得笔直。十八年的监狱生活已经将服从刻进了他的骨髓。
铁门打开，张德福走了进来。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今天手里没有端着早饭，而是拿着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便装。
"换上吧。"张德福把衣服放在床上，"今天是你出狱的日子。"
姚文元愣住了，他的手指微微颤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张队长，您说什么？"
"你刑期满了，今天可以回家了。"张德福的语气平静，但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复杂的情绪。
十八年来，他看着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从最初的愤怒、抗拒，到后来的沉默、思考，再到如今的平静接受。
姚文元缓缓坐在床沿，双手不自觉地抓紧了床单。
"我真的...能出去了？"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像是问张德福，又像是问自己。
"手续都办好了。"张德福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释放证明，"这是你的释放证，还有这些..."
他又拿出一个信封，"这是你这十八年来在监狱工厂劳动攒下的钱，一共365元。"
姚文元接过信封，手指触碰到那薄薄的一叠纸币时，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365元，这就是他十八年劳动的全部所得。
他想起自己曾经在报纸上撰文批判"资产阶级金钱观"时的慷慨激昂，嘴角不由得浮现出一丝苦涩的微笑。
"谢谢张队长。"姚文元深吸一口气，开始换衣服。
深蓝色的确良衬衫，黑色涤纶长裤，一双塑料凉鞋——这套八十年代风格的服装让他看起来与外界格格不入，但比起囚服已经是天壤之别。
换好衣服后，姚文元环顾这个生活了十八年的小空间。他的目光停留在窗台那盆绿萝上，翠绿的叶子在晨光中显得格外鲜亮。
"张队长，这盆绿萝...我能带走吗？"
张德福犹豫了一下，点点头："按规定是不允许的，但...破个例吧。"
姚文元小心翼翼地用报纸包好花盆，抱在怀里。当他迈出牢房的那一刻，双腿突然发软，不得不扶住墙壁才没有跌倒。
"慢慢来，不急。"张德福搀住他的胳膊，"十八年没走过远路了，腿脚需要时间适应。"
穿过长长的走廊，姚文元贪婪地呼吸着清晨的空气。
监狱大门缓缓打开时，刺眼的阳光让他下意识地抬手遮挡。
当他的眼睛终于适应了光线，映入眼帘的是一片他几乎认不出来的世界——远处高楼林立，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行人穿着鲜艳的服装匆匆走过。
"这...这是北京？"姚文元震惊地喃喃自语。
张德福苦笑道："变化很大吧？你进去的时候还是计划经济，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姚文元站在监狱门口，突然感到一阵恐慌。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能去哪里。
妻子金英在他入狱第三年就与他离婚了，子女也都改了姓，不愿与他有任何联系。
曾经的门生故旧更是避之唯恐不及。
"张队长，我..."姚文元的声音哽咽了，"我该去哪里？"
张德福叹了口气："按规定，释放人员应该回原籍。你的户口还在上海吧？"
姚文元点点头。他想起自己曾经在上海的住所，那栋位于康平路的花园洋房，如今恐怕早已被没收了。
"先去派出所报到，他们会安排你的住处。"张德福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这是上海那边一个老朋友的电话，他或许能帮上忙。"
姚文元接过纸条，这个名字让他心头一震。李志强曾经是他的秘书，在他最风光的时候鞍前马后，没想到现在还有人愿意与他联系。
"谢谢，张队长。"姚文元深深鞠了一躬，"这十八年...承蒙照顾了。"
张德福摆摆手："快走吧，班车要开了。"
姚文元抱着那盆绿萝，拎着装有全部家当的塑料袋，缓缓走向停在路边的班车。上车前，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秦城监狱高耸的围墙，心中百感交集。
班车缓缓驶离，姚文元靠窗而坐，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景象。
高楼大厦、广告牌、私家车、穿着时髦的年轻人...这一切都与他记忆中的世界截然不同。
他感到自己像个穿越时空的旅人，被突然抛入了一个陌生的时代。
"同志，到火车站了。"售票员的提醒将他拉回现实。
北京站的喧嚣让姚文元无所适从。
他茫然地站在售票大厅，看着电子显示屏上闪烁的车次信息，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购买车票。
最后还是一位热心的老人帮他买了去上海的车票，花去了他积蓄的一大部分。
"您...您不认得我吗？"姚文元忍不住问道，他惊讶于这个老人竟然没有认出自己。
老人眯起眼睛仔细打量了他一番，摇摇头："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您是...？"
"没什么，谢谢您帮忙。"姚文元松了口气，同时又感到一丝失落。
十八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曾经家喻户晓的名字被世人遗忘。
火车上的三十个小时，姚文元几乎没怎么睡觉。
他时而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时而翻看列车上的报纸杂志，试图了解这个新时代。
市场经济、股票、房地产、互联网...这些词汇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
他曾经在理论文章中批判过的"资本主义毒草"，如今却成了人们日常谈论的话题。
当火车驶入上海站时，姚文元的心跳加速了。
这座城市承载了他太多的记忆——从复旦大学的学生时代，到《解放日报》的记者生涯，再到后来平步青云的政治之路...
如今，他又回到了这里，却已物是人非。
出站后，姚文元按照张德福的建议，先去了附近的派出所报到。
接待他的是一位年轻民警，对他这个"刑满释放人员"态度冷淡，只是例行公事地登记了信息。
"你的户口已经恢复了，但原来的住房已经另有安排。"
民警头也不抬地说，"区里在郊区给你安排了一间房子，这是地址。"
"谢谢同志。"姚文元低声问道，"请问...我能打个电话吗？"
民警不耐烦地指了指角落里的公用电话。姚文元颤抖着拨通了李志强的号码，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喂，哪位？"
"志强，是我...姚文元。"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老领导...您出来了？"
"今天刚到的上海。"姚文元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我现在无处可去。"
"告诉我您的地址，我马上过来。"李志强的语气坚定而急切。
两小时后，一辆桑塔纳轿车停在了派出所门口。
从车上下来的男人约莫五十岁出头，西装革履，与姚文元记忆中那个年轻秘书的形象相去甚远。
"老领导！"李志强快步上前，紧紧握住姚文元的双手。
姚文元注意到他的眼角已经布满皱纹，头发也花白了大半。
"志强，你...你还认得我。"姚文元的声音颤抖着。
李志强的眼眶湿润了："怎么会不认得？这些年我一直在等您出来的消息。"
在派出所民警惊讶的目光中，李志强帮姚文元拎起行李，扶他上了车。
桑塔纳驶离市区，向闵行方向开去。
"志强，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姚文元小心翼翼地问道。
"改革开放后，我下海做了点小生意。"
李志强轻描淡写地说，"开了家文化公司，主要做出版和广告。"
姚文元点点头，没有多问。
他注意到路边的农田逐渐被厂房和住宅区取代，到处都在建设，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变化真大啊。"他不由得感叹。
"是啊，这十几年上海发展太快了。"
李志强看了他一眼，"老领导，您在里面...还好吗？"
姚文元苦笑："能有什么好不好的？活着而已。"
他顿了顿，"倒是你，怎么还愿意来见我？不怕受牵连吗？"
李志强握方向盘的手紧了紧："老领导，人不能忘本。当年要不是您提携，我可能一辈子都是个小科员。虽然...虽然后来发生了很多事，但那是时代的错，不全是个人的责任。"
姚文元望着窗外飞逝的景色，沉默良久："不，志强，个人也有责任。我这十八年想了很多...很多..."
车子最终停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前。
这是一片建于八十年代的工人新村，灰色的水泥墙面已经斑驳，楼道里堆满了杂物。
李志强帮姚文元提着行李，爬上五楼，打开了分配给姚文元的那间小屋。
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一张木板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还有一个小小的灶台。
厕所是公用的，在楼道尽头。虽然简陋，但比起监狱的条件已经好多了。
"老领导，委屈您暂时住这里。"
李志强放下行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这是一点钱，您先拿着应急。"
姚文元连忙推辞："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就当是我借给您的。"
李志强硬把信封塞进姚文元手中，"您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安顿下来，适应外面的生活。"
姚文元终于不再推辞，他环顾这个将成为他新家的狭小空间，突然感到一阵疲惫袭来。
十八年的监狱生活已经耗尽了他的体力和精力，此刻他只想好好睡一觉。
"志强，谢谢你。"他真诚地说，"如果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李志强帮他整理好床铺，又去楼下小卖部买了些生活必需品。
傍晚时分，他坚持要请姚文元去附近的餐馆吃饭。
小餐馆里人声鼎沸，姚文元对这样热闹的场景感到既亲切又陌生。
李志强点了几个家常菜，又要了一瓶啤酒。
"老领导，您在里面...他们没为难您吧？"李志强压低声音问道。
姚文元摇摇头："刚开始几年比较难熬，后来就好多了。监狱工厂劳动，看书学习，倒也不算太苦。"
他抿了一口啤酒，这是十八年来第一次尝到酒精的味道，"最难受的是...是思考的时间太多了。"
李志强会意地点点头："您...想通了很多事？"
"是啊。"
姚文元长叹一声，"志强，你说得对，那是时代的错。但我也在想，如果当时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更清醒一点，更理智一点，是不是就能少犯些错误？"
李志强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给姚文元夹了一筷子菜："老领导，先吃饭吧。这些事...以后慢慢说。"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志强几乎每天都来看望姚文元，帮他添置生活用品，教他使用新式的家电，带他熟悉周围的环境。
姚文元逐渐适应了自由的生活，但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
一个月后的傍晚，姚文元正在整理李志强给他带来的旧书，突然从一本《鲁迅全集》中掉出一封信。
信封已经泛黄，上面的邮戳显示是1976年3月寄出的，收件人正是姚文元，但显然从未被拆开过。
姚文元的心跳加速了。1976年3月，那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每天收到的信件堆积如山，这封信很可能被秘书处漏掉了。
他颤抖着拆开信封，里面的字迹苍劲有力：
"文元同志：冒昧致信，望勿见怪。我乃复旦周维民，曾有幸教授过您文学理论课程。近日拜读您关于《水浒传》的评论文章，有些不同看法想与您商榷..."
姚文元的手突然剧烈颤抖起来。
周维民！这位他大学时代最敬重的教授，后来被他亲自点名批判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早在1970年就含冤去世了。
这封信竟然在书本中尘封了二十年！
他急切地继续读下去，信中的内容却让他如遭雷击...
姚文元的手指在信纸上微微发颤，台灯的光线照在泛黄的信纸上，那些钢笔字迹的墨色已经有些晕染。他扶了扶老花镜，将信纸小心地摊平在桌面上，生怕这脆弱的纸张会在手中碎裂。
"周老师..."姚文元低声念出这个二十年未曾说出口的称呼，喉咙突然发紧。
信纸上的字迹工整有力，是周维民一贯的风格：
"文元同志：冒昧致信，望勿见怪。我乃复旦周维民，曾有幸教授过您文学理论课程。近日拜读您关于《水浒传》的评论文章，有些不同看法想与您商榷。学术讨论本该百家争鸣，但近来风气日紧，故斗胆私下致信..."
姚文元的太阳穴突突跳动，他清楚地记得1970年那个阴冷的冬日。当时他正在北京参加会议，秘书匆匆递来一份简报：复旦大学教授周维民在牛棚中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他当时只是皱了皱眉，在文件上批了"按有关规定处理"几个字，就继续投入工作。
现在这封信就在眼前，日期是1976年3月12日——距离周维民去世已经六年。显然这封信当年被秘书处归档后，阴差阳错夹在了赠书里，从未被拆阅过。
姚文元继续往下读：
"您在文中将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与当前现实生硬比附，恐有牵强之处。历史人物评价应当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考察，而非简单贴标签。您当年在课堂上曾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有独到见解，不知为何如今行文反而..."
读到这里，姚文元猛地将信纸拍在桌上，胸口剧烈起伏。即使时隔二十年，这些文字依然让他感到一阵刺痛。他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十月的夜风带着凉意吹拂在脸上。
楼下传来自行车铃铛声和邻居们的谈笑声，这些市井生活的声响将他拉回现实。姚文元深吸一口气，重新坐回桌前，强迫自己继续阅读这封迟到了二十年的信。
"...冒昧进言，实因惜才之心。您天资聪颖，若能秉持学术本真，必有大成。近日听闻您将调任要职，更当谨言慎行。历史洪流中，个人选择往往..."
信的最后一段字迹有些颤抖，似乎写信人当时情绪激动：
"随信附上当年课堂笔记复印件一份，内有您关于文学真实性的论述，或许对您有所启发。无论时局如何变化，求真求实当为学者本分。切望珍重。"
信纸从姚文元手中滑落。他颤抖着打开信封里夹着的另一张纸，那是一页泛黄的笔记复印件，上面是周维民清秀的笔迹记录的课堂讨论内容：
"1954年11月3日，文学理论课。姚文元发言：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真实反映社会矛盾，而非简单服务于政治口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应当..."
姚文元感到一阵眩晕。这些文字唤醒了他埋藏已久的记忆——当年那个满怀理想的文学青年，那个在课堂上与教授热烈辩论的复旦才子。那时的他坚信文学应当揭露社会黑暗，追求真理。是什么时候开始，他变成了一个只会写批判文章的刀笔吏？
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姚文元慌忙将信件塞进抽屉。
"老领导，是我。"李志强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姚文元稳了稳情绪，起身开门。李志强拎着一个保温桶站在门口，脸上带着笑意："给您带了点宵夜，鲜肉月饼，刚出锅的。"
"进来吧。"姚文元侧身让李志强进屋，顺手将书桌上的《鲁迅全集》合上。
李志强将保温桶放在桌上，熟练地从碗柜里取出碗筷："趁热吃。今天去城隍庙办事，特意给您带的。"
姚文元接过碗筷，机械地咬了一口月饼，酥皮簌簌掉落。鲜美的肉汁在口中溢开，这是地道的上海味道，但他却食不知味。
"志强，你还记得周维民吗？"姚文元突然问道。
李志强的手停在半空，脸色微变："复旦的那个老教授？怎么突然提起他？"
"今天整理书时看到一本他编的教材。"姚文元盯着碗里的月饼，"我记得...他是在1970年去世的？"
李志强放下筷子，声音压低："是1970年12月15日。当时我在市革委会值班，接到复旦工宣队的电话报告。"
姚文元抬头看向李志强："你记得这么清楚？"
李志强避开姚文元的视线："那天正好是我女儿出生，所以记得日期。"
房间里陷入沉默。姚文元注意到李志强的右手无意识地摩挲着左手腕上的手表，这是他紧张时的小动作。
"周教授...具体是怎么去世的？"姚文元追问道。
李志强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姚文元："说是突发脑溢血。当时他在牛棚里写检查，看守发现时已经不行了。"
姚文元盯着李志强的背影："你当时处理过这个事？"
"我只是个普通工作人员，哪轮得到我处理。"李志强转过身，脸上已经恢复了平静，"老领导，怎么突然对这些陈年旧事感兴趣？"
姚文元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拉开抽屉取出那封信："今天在书里发现了这个。"
李志强接过信纸，快速浏览后脸色变得煞白："这...这怎么可能？周维民1970年就去世了，这信却是1976年写的..."
"显然是当年被归档时搞错了日期。"姚文元的声音有些嘶哑，"或者有人故意把这封信藏了起来。"
李志强的手微微发抖："老领导，这种旧信...还是别看了吧。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姚文元突然抓住李志强的手腕："志强，你老实告诉我，当年周维民的死，是不是另有隐情？"
李志强挣脱开来，后退两步："您想多了。那个年代，这种事情很平常。"
"平常？"姚文元的声音陡然提高，"一个好好的人关在牛棚里突然死了，这叫平常？"
李志强深吸一口气："老领导，您冷静点。您现在的情况...不适合翻这些旧账。"
姚文元颓然坐回椅子上，双手抱头："我只是...想弄清楚真相。"
李志强犹豫片刻，终于开口："其实...我当时看过验尸报告。周教授身上有多处外伤，但死亡原因确实写的是脑溢血。"
姚文元猛地抬头："外伤？"
"批斗时难免的..."李志强含糊其辞，"老领导，您知道的，那时候形势复杂。"
姚文元突然想起什么："1970年...是不是我批过一份关于他的文件？"
李志强沉默良久，终于点头："您批示'从严处理'。但您当时可能没仔细看文件内容，那只是例行公事..."
姚文元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他隐约记得那段时间自己正在北京参加重要会议，每天要批阅上百份文件，大多数都是草草签字了事。
"我成了杀人凶手..."姚文元喃喃自语。
李志强急忙上前："老领导，您别这么想。那是整个时代的悲剧，不是您一个人的责任。"
姚文元苦笑着摇头："但总得有人负责。志强，你说周教授如果知道这封信最终会落到我手里，他还会写这些话吗？"
李志强没有回答，只是默默收拾起碗筷。临走前，他犹豫着说："老领导，明天我要去趟杭州出差，大概一周后回来。您...保重身体。"
姚文元点点头，目送李志强离开。门关上后，他重新取出那封信，反复阅读最后一段话："无论时局如何变化，求真求实当为学者本分。"
夜深了，姚文元却毫无睡意。他翻出纸笔，开始写一封永远无法寄出的回信：
"周老师：迟来二十年的回信。您的教诲今日才得见，惭愧至极。当年那个在课堂上畅谈文学理想的年轻人，已经变成了自己曾经批判的那种人..."
写到一半，姚文元突然停下笔。这些忏悔的话语有什么意义？对周维民来说太迟了，对他自己来说也太迟了。他将信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转而从床下拖出一个旧皮箱。
这是他出狱时唯一被允许带走的私人物品，里面装着一些旧照片和笔记本。姚文元翻找出一本1954年的课堂笔记，那是他在复旦读书时的记录。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听课心得，字迹工整有力，与后来那些潦草的批判文章判若两人。
其中一页记录着周维民在课堂上的话："文学批评的最高境界是理解，而非审判。要进入作家的心灵世界，体会他的创作初衷..."
姚文元合上笔记本，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疲惫。他走到窗前，望着远处工地的塔吊灯光。上海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面貌，而他却像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幽灵，困在过去的阴影中无法自拔。
第二天清晨，姚文元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打开门，发现是居委会的王主任，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
"姚同志，接到通知要核对您的户口信息。"王主任的语气公事公办，"另外，区里领导想请您去一趟，说是关于您的生活补助问题。"
姚文元点点头："什么时候？"
"上午十点，我陪您一起去。"王主任的目光扫过简陋的房间，"您收拾一下，我在楼下等您。"
姚文元洗漱完毕，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临出门前，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将那封信和课堂笔记装进了公文包。
区政府的办公楼是新建的，宽敞明亮，与姚文元记忆中的机关大院截然不同。他被带进一间小会议室，里面已经坐着三个人。
"姚文元同志，请坐。"中间那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示意他坐下，"我是区委统战部的张副部长。这两位是市里来的同志。"
姚文元注意到其中一人面前放着录音机，另一人正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张副部长清了清嗓子："今天请您来，主要是了解您出狱后的生活情况，看看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上帮助解决。"
姚文元谨慎地回答："感谢组织关心。我目前生活还过得去，李志强同志帮了不少忙。"
"李志强？"张副部长与市里的同志交换了一个眼神，"他经常来看您？"
"是的，他是我以前的老部下。"姚文元感到气氛有些不对，"有什么问题吗？"
市里那位一直没说话的同志突然开口："姚文元同志，您是否知道李志强这些年从事什么工作？"
姚文元摇头："他说是做文化公司，具体不太清楚。"
"李志强涉嫌非法经营和诈骗，目前正在接受调查。"那位同志的声音冰冷，"我们希望您能配合提供一些情况。"
姚文元感到一阵眩晕："这...这不可能。志强他..."
"您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昨晚，他来给我送宵夜。"姚文元突然想起李志强说过今天要去杭州出差，"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张副部长推了推眼镜："姚文元同志，我们希望您能明白，您现在的情况很特殊。与有问题的人来往，对您不利。"
姚文元的手紧紧抓住公文包，那封信和笔记就在里面。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无法真正摆脱过去的阴影。
"我需要回去考虑考虑。"姚文元站起身，"如果你们有正式调查要求，我会配合。但现在，请允许我先离开。"
走出区政府大门，姚文元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孤独。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了复旦大学门口。校园里青春洋溢的学生们来来往往，没有人注意这个衣着过时的老人。
姚文元站在文学院大楼前，仰望着这座曾经熟悉的建筑。五十年代，他就是在这里听周维民讲课，与同学们讨论文学理想。如今物是人非，当年的师友大多已经作古，或者不愿与他有任何瓜葛。
"同志，您找谁？"门卫的声音将姚文元拉回现实。
"我...我是校友，想进去看看。"姚文元说。
门卫狐疑地打量着他："有证件吗？"
姚文元摇摇头，转身离开。他沿着校园围墙慢慢走着，突然在一处僻静的角落发现了一块小小的纪念碑。走近一看，上面刻着"纪念在特殊时期逝去的师长们"，落款是"复旦大学校友会，1988年立"。
纪念碑前放着几束已经枯萎的鲜花。姚文元蹲下身，用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名字，终于在第二排找到了"周维民"三个字。
"周老师..."姚文元的声音哽咽了。他从公文包里取出那封信，小心地放在纪念碑前。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这封信，您还是收着吧。"
姚文元猛地回头，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站在身后。老者弯腰捡起信，递还给姚文元："周教授如果活着，也会希望您留着它。"
"您是...？"姚文元接过信，困惑地看着老者。
"我是周维民的学生，后来接替他教文艺理论课。"老者的目光复杂，"我认得您，姚文元。"
姚文元羞愧地低下头："对不起..."
"不必对我说。"老者摇摇头，"周教授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希望我的学生们都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我想，这话也是对您说的。"
姚文元攥紧那封信，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