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简称抗战、抗日，也被称为日本侵华战争，国际统称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是1930年代至1945年中华民国与大日本帝国之间发生的战争，依据战争持续时间也通称八年抗战或十四年抗战。这场战争的战场主要位于中国境内，同时也包括缅甸北部等邻接地区。

抗日战争中，国军的伤亡统计数据来自国民政府的官方资料，总计约323万人伤亡（其中阵亡约133万人），而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的伤亡则为60余万人，其中阵亡约16万余人。国共两党在伤亡统计上存在利益冲突和宣传差异，国民政府官方记录的军人伤亡总数为3227926人。

国民革命军（国军）伤亡数据

总伤亡：:中华民国官方数据统计，国民革命军在抗战中的阵亡、受伤和失踪总计为3,227,926人。

阵亡人数：:其中阵亡人数为1,328,501人。

受伤和失踪：:另有1,769,232人受伤，130,126人失踪。

因病死亡：:除作战伤亡外，还有422,479人因病死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共军）伤亡数据

总伤亡：:中共中央党校编辑的史料显示，中共军队的伤亡总数约为61万余人，其中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的阵亡、受伤、被俘、失踪共计588,118人。

阵亡人数：:其中阵亡人数约为16万余人

战争没有开始，

就没有无谓的伤亡。

不幸的是，

1931年，

战争开始了。

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

1931年 分水岭

1931年1月1日，中华民国进入第20个年头。

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两年前国父孙中山移灵时栽下的树木还没有形成气候，仍然显得有些荒凉。早晨7点，国民政府要人照例在祭拜国父孙中山之后就匆匆下山去了。

山下，庆祝中华民国诞生20周年的活动热闹异常。《中央日报》报道说：“首都各界，休业五日，各报刊也停刊五天，各机关在中山路扎彩牌楼三十余座，市商店住户悬国旗，贴春联。”

飞机场上，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第一次举行大规模阅兵典礼。阅兵有唱党歌、向国旗党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阅兵、飞机游行等十四项内容。外交部还从上海、北平邀请了各国公使前往观礼。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意在告诉海内外，上一年中原大战胜利后，他已经以军事实力完成中国的统一。

进入30年代，中国的铁路不断向前延伸。1931年中国的铁路总里程有14000多公里，但中国自办铁路仅有2240公里。

1930年粤汉铁路株韶段开工1930年3月 浙赣铁路开工1930年11月 陇海铁路灵宝潼关段开工1931年 东三省新修完工铁路604公里1932年8月 潼关西安段开工1935年1月 西安宝鸡段开工

在东北，火车满载着矿产前往大连，很快又转运海外。日本资本垄断着中国矿区99%的铁矿石，日本控制的抚顺煤矿和英国控制的开滦煤矿，生产着中国一半的原煤。

北平是北方铁路线的枢纽，少帅张学良在这座城市设立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节制所有东北、华北各省军事，他与蒋介石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南北分治。

沿铁路南下，华北的每一个停靠站还滞留着等待回家的难民。上一年的中原大战，造成20万平民伤亡，120万人流离失所。

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港口，每天都有日本棉纱、美国小麦、英国鸦片经由这里潮水般进入中国，再由铁路运往各地。从列车上可以看到，城市的出口林立的广告牌上是美国箭牌口香糖和英美烟草公司的广告，英美烟草公司占据六成的中国烟草市场。与此同时，无数破产的农民也在源源不断地进入这个城市。

从当时的影像资料可以看出，连接铁路的城市日益繁荣，近代的工厂日益增多，从1927年到1937年，这一时期后来被国民党人自诩为经济建设上的“黄金十年”。

这一年，高达381米的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建成。此后的40年间，这幢大厦一直保持着世界最高建筑的记录。在这个世界上最为富足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拥有汽车。到了1930年，每5个人就有一辆汽车。

当时，好莱坞的电影风靡全球，迪斯尼公司的米老鼠开始受到人们的喜爱。

1931年：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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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东方世界的京剧艺术也大受欢迎。梅兰芳在纽约百老汇49街剧院的演出受到了美国观众的追捧，演出票价最高达到6美元，而黑市价达到了16美元。对普通的美国民众来说，这笔开销已经显得奢侈。

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票市场突然崩溃，经济危机威胁着美国人的生计。人们为了获取燃料和食物不得不排起长长的队伍。这场危机很快跨越国境与海洋，波及整个世界。

在巴西，人们将无法出口的咖啡烧毁。

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开始得势。在德国，希特勒组织纳粹党，并很快成为德国第二大政党。

依赖出口的日本，遭遇重创。被削减了四成工资的纺织工人走上街头。一个工人甚至爬上40米高的大烟囱，大喊要为工人加薪水，他在烟囱上呆了130个小时。这一年，日本的失业人数高达250万以上。当时流行着一句话：“大学生也找不到工作。”

在东京车站，一个年轻的右翼分子叫喊着“我是真正的男人”,向滨口首相开枪。起因是滨口首相不顾军部的阻挠和反对，改善对中国的关系，而且削减海军力量。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后来形容说，1931年这一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在坦率地讨论西方社会制度垮台的可能性。

春节过后，许多来自农村的红军战士第一次拿到了识字课本。课本中这样写道：“工农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天不怕，地不怕。穷人要不饿肚子，只有大家分田土。”

元旦前，福建、江西交界一带响起惊天的枪炮声，10万国民党部队向闽西、赣南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围剿”。红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将国民党张辉瓒的一个师全部消灭。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建立的闽西、湘赣两个根据地得以稳固。

在根据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在进行着社会变革的努力。

当年的一份人口调查表明，1931年中国的人口是4.2亿，农业人口占85%。38岁的毛泽东觉得这里蕴藏着一股沉默但巨大的力量。他在对兴国县八户农民调查以后，得出了结论：

我在兴国调查中，一方面地主、富农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贫农、中农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197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一段，讲述的就是1931年参加儿童团的潘冬子，看着自己的父母在红军的带领下斗地主、分粮食的情景。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这样描述农民在这场土地革命得到的利益：“第一，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第二，分了山。第三，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第四，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第五，吃便宜米。第六，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权。”

“爹娘要我读诗书，望我长知识。光阴一去不再来，勤学不可荒。”这是河北定县农民这一年识字课本的内容。

二三十年代的定县乡村中出现许多新鲜事，有技术人员帮着打机井，还送来化学肥料；村里第一次有了卫生所，贫苦农民看病可以不收挂号费；农民可以从合作社贷款或者借贷购买从美国引进的优良棉种；儿童进入学校，成年人也有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

这时，一些知识分子从城市走进乡村，从书斋走向田野，希望用温和的方式改变落后的乡村，这在当时被称为乡村建设运动，备受国人的关注。

山东的邹平县，是梁漱溟试验理想的地方。这位乡村建设的推动者与毛泽东相识。1918年，他们在北京第一次见面。那时梁漱溟是北京大学有名的哲学讲师，毛泽东是图书馆的一名助理员。

孔子的信徒梁漱溟和信仰马克思的毛泽东这时都把精力投注到农村。和毛泽东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不同，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只有士农工商职业之别，没有无产与有产的阶级之分，因此实在找不到革命的对象。

七年以后，梁漱溟曾以朋友身份到延安拜访已经成为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他特地带去自己所著的《乡村建设理论》,两个人谈话八次，有两次通宵达旦，虽然彼此无法说服对方，但谈话气氛和谐融洽。在《再忆初访延安》中梁漱溟描述当时的情形：“看了我的著作以后，当然他也给予了许多批评。据我回忆，批评的话大意是说我的主张不能解决农民问题，不彻底；走的改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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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革命之路，等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由于日军全面侵华而终结。中国共产党则依靠土地革命，赢得民心，最终建立新中国。

1931年，上海的人口超过315万，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巴黎和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繁荣的上海吸引着各式各样的淘金者，世界上最时髦的东西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从当时上海出版的《良友》画报上可以看到，新款式的巴黎时装三个月后就会出现在上海。

3月，历时3年、耗资12万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大戏院上演。票价从一元到两元，这是寻常百姓五口之家一周的生活费。

影片讲述的是恪守三从四德的歌女红牡丹不幸嫁了无赖丈夫，她受尽人间折磨却毫无怨言，后来丈夫终于受到感动改邪归正。影片最后，一位多次帮助红牡丹的人这样评价她：“真是拿她没有办法……只怪她没有受过教育，老戏唱得太多了。”

《歌女红牡丹》并没有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片上发音方式，而是采用蜡盘发音的方式与电影画面同步放映，影片的声音效果并不理想。这是我们今天无法听到其声音的原因。

《歌女红牡丹》上映后轰动全国各大城市，上海远东公司、青年公司纷纷以高出默片十余倍的价格，购买该片在东南亚各地的上映权。

银幕上的电影明星也带动着时尚的潮流，各大电影公司都雇有专门的服装专家，为影片中的女主角设计新颖别致的旗袍。在这一年交际舞风行的背景下，上海掀起一场“旗袍花边运动”。旗袍上加花边，镶滚边，或用亮晶晶的银线缀边。

第62期《良友》画报上的一幅漫画，展示了女性从纤腰缠足美时代到颜面

美再到曲线美的过程。旗袍的流行，迅速改变了中国妇女几千年的着装习惯，展现出女性身体的曲线。从流行之初，旗袍下摆的高度始终是人们议论的话题。有专家将从1925年到1940年时兴旗袍的长度作了考察，可以看出，30年代初，受欧美风行短裙的影响，旗袍下摆的高度逐年上升，最顶峰时袍身短及膝盖。

这一年另一部广受关注的电影是由影星金焰和紫罗兰主演的《银汉双星》,故事讲述的是包办婚姻的演员杨传之爱上音乐家之女，两人最终又分手。

电影的脚本是从最畅销的通俗小说作家张恨水的原著改编而来。七年前张恨水在报纸副刊连载《春明外史》,一举成名，故事直到五年后才连载完。

从张恨水1931年的创作日程可以看出，张恨水整整一年都在马不停蹄地写小说。为了不让同时展开的小说情节彼此串门打架，他往往在写完一期的连载小说时，都要做好记号，以便下次续写时能很快回忆起来。

张恨水也有了新的烦恼，在《写作生涯回忆》中他这样写道：“我的慈母非常的心疼我，她老人家说我成了文字机器，应当减少工作。殊不知这已得罪了很多人，约不着我写稿的‘南方小报’,骂得我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一年后，张恨水完成的《金粉世家》也被多次改编，70多年后的2003年，40集电视剧《金粉世家》再次登上荧屏，以平均7.68%的收视率成为两年间中央电视台八套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这一年的3月4日，人们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因制定约法问题，与众多中央委员意见不和，提出辞职。

其实，胡汉民是被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强行软禁，地点在南京东郊的风景胜地汤山。

胡汉民是敢当面数落教训蒋介石的国民党元老，他资历很深，孙中山在世的时候曾几次委托他代理自己的大元帅之职，而那时的蒋介石在政坛上还默默无闻。1928年，正是胡汉民的支持，才让蒋介石在国共分裂之后能够站稳脚跟。

当时，《良友》画报上发表了胡汉民锻炼身体的照片，担任立法院院长后的两年时间内，身体瘦削的胡汉民夜以继日，主持制定16种法典。每当蒋介石率兵出外征讨的时候，胡汉民便为他安定后方。

但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变得不可一世，他主张立刻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准备由他充任总统，但胡汉民以为和孙中山遗教不合，坚决反对，疑心深重的蒋介石随即粗鲁地将胡汉民扣押。

几天后，蒋介石专门向国民党的官员们谈及胡汉民的自由问题：

党和政府因为革命的需要，时时刻刻可以限制我们的自由的。所以胡同志的行动是否自由，不是什么重大的问题。一个革命党员，原来就不能有个人的自由的。胡同志因为避嫌止谤，打算从此长住南京，不赴别处。中央各同志也希望他如此，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全他过去的历史。

元旦时，胡汉民和蒋介石有过合影，可不到两个月，这两位国民党首领便反目成仇。蒋介石为他的骄横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胡汉民被扣押促使国民党内各派反蒋势力云集广州。5月28日，广州另组国民政府，推国民党的另外一个首领汪精卫为主席，南京和广州之间形成对峙的局面，统一的中国再度分裂。

长江中游的武汉，是铁路与航运的枢纽，这里还是内河航船的起点，货物可直达西南重镇重庆。从鸦片战争后，英美军舰已经在这里自由出入了近80年。

到1931年，汉口已经开埠通商半个世纪，江汉路一带先后出现英、俄、法、德、日、美等12个外国领事馆，有近30家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汉口呈现出一派带有殖民色彩的畸形的繁荣景象。1905年，汉口外贸出口额达1.3亿两白银，成为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上海的商贸中心。这里是外国人乐而忘返的“东方芝加哥”,它拥有全国最好的兵工厂和钢铁企业。

6月，武汉雨一直下个不停，持续到7月底，长江水位直线上升。

8月1日，汉口《新民报》在新闻《本市铁路外尽成泽园》中这样描述洪水的情形：“丹水池铁路路身因江水过猛发生险象，至昨三十一日上午一时许，江水渐渐浸至中山公园及华商马厂。时铁路外居民均在梦中。猝见水至，遂纷纷抢救衣物包裹。群趋铁路暂避，一时人声鼎沸，夹以妇女呼唤、小儿啼哭之声，厥状亦殊惨怛。”

这之后，武汉被洪水浸泡133天。洪水之后，武汉的经济建设开始停滞。

当时，受到洪水袭击的远不只武汉，整个长江中下游省份都在洪水中苦苦挣扎。

1931年之夏，因为多灾多难而残留于许多人的记忆之中。当许多国际组织伸出了援助之手时，近在咫尺的日本帝国却准备乘人之危，一场危及中国命运的侵略计划正在谋划准备之中。

出山海关，过辽西走廊，便是人称关外的三江平原，20世纪30年代的中学

课本《中华最新形势图》上这样形容：“昔为荒芜之地带，仅满人游牧期间，高山森林之枯枝败叶，覆压其中，地力肥厚；近经冀鲁人民之开辟，农业渐兴，豆麦产额，丰富无匹。东北繁庶之区也。”这块土地面积有80多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粮食产地。

这一年，实业家卢作孚将考察东北后撰写的《东北游记》第二次印刷出版。他东北之行的第一站是大连。那时，日本已经统治大连25年了，这座海滨城市已从单纯的军港变为街道整洁、工商繁荣的港口城市，可在这里，可以流通的货币只有日本的金票。从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沙皇俄国，它得到的回报是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以及长春、旅顺间的南满铁路经营权。

来自中国内地四川的卢作孚不禁惊讶地在日记中写道：你不能不怀疑“自己不知到了什么地方了”。

卢作孚离开大连后，坐上了去沈阳的火车。沿途的见闻写进了他的日记中：

站上的职员大概都是日本人，常有日本的武装警察持着枪在那里站起。车站附近常有日本人家，城市常有日本人经营的街市。如有高烟囱耸立在中间，则大抵是日本人经营的工厂了，烟囱上常注明其是什么会社或株式会社。

经营这条铁路的是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它是像东印度公司一样的殖民公司，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公司，它既有行政的职能，又有外交的权力，人称“帝国之内的帝国”。它的总裁是由日本天皇直接任命的。

此时，满铁正面临着世界大萧条后收入锐减的窘境，满铁职员和东北的众多日本侨民归咎于张学良对满铁采用了铁道网的包围政策。

张学良在三年前主政东北后，先后修建沈海铁路、吉海铁路、呼海铁路等，到1931年，新修和完成的铁路营业里程有604公里。这使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生意大降，运输量不足往年的40%。张学良还建筑葫芦岛，与大连港竞争，筑港典礼上东北的官员表示：“本港的目的，在打倒大连，葫芦岛将为中国复兴之曙光。”

在东北的政治中心沈阳，历经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的经营，城市发展已经颇见规模。在市郊，有占地1000亩的东三省兵工厂，员工多达3万多人；飞机场也设在城郊，张学良自己喜欢开飞机，他的空军拥有300多架飞机；东北还拥有全国最好的炮兵与舰队。在张家父子大力建设的城郊工业区里，全中国的第一个造币厂、第一台载重汽车一一出现。

1931年的沈阳，人口70万，设有外国领事馆16家，外国侨民多达3万人，位列中国第四大城市。在沈阳的每个区域内，均有当时刚刚兴起的影剧院，其中亚洲电影院、大观剧场最为有名。这里是青年男女谈恋爱时最爱去的地方。刚刚在关内风行起来的流行歌曲也迅速传到富庶的北疆。

毛毛雨下个不停 微微风吹个不停微风细雨柳青青 哎哟哟 柳青青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要你的心哎哟哟 你的心

这是我们今天能够听到的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毛毛雨》,作者是黎锦晖。它是从上海传唱出来的。

两年前，国际无线电台真如发讯台设立，它是远东最大的无线电发讯台。这时候，电台作为新生事物逐渐出现在中国。当时全国共有电台80多座，大半集中在上海。这些电台亟需歌曲、滑稽剧、京剧等曲艺娱乐节目穿插其中，以吸引听众，广告商催生了流行歌曲的诞生。

在当时，以歌曲舞蹈表演成名的黎莉莉、王人美、胡笳、薛玲仙被称为歌舞四大天王。其中的一些人又成为前景更被看好的电影演员，由这些歌舞演员组成的歌舞表演团，足迹不仅踏遍中国，还远赴南洋演出，轰动一时。

可惜，在东北的演出，并没有给王人美留下美好的记忆，在《我的成名与不幸》中她记述：“在哈尔滨，受了流氓经理的骗，我们一演一整天，节目连轴转，连吃饭、喝水、休息的时间也没有。演了整整十天，大家筋疲力尽。等到结账，除了把沈阳、长春结余的钱全部赔上，还倒欠一千元钱。只好把领队押在哈尔滨。”

东北之行让王人美略感欣慰的是，当时在沈阳为灾民进行义演，这一活动得到了张学良夫人于凤至的交口称赞。

秋风又起的时候，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是洪水的消息。这一年全国受灾区域达16省672县，其中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赣、浙、皖、苏、鲁、豫等八省灾情极为严重。在整个20世纪，1931年的洪水仅次于1998年的全国性洪水。1998年洪水死亡3004人，而1931年的特大洪灾中有40万人死亡，5000多万灾民备受煎熬。

天渐渐凉了，上亿灾民的冬衣问题迫在眉睫，国民政府开始以每日1万套的速度赶制冬衣，并向全国征求破旧衣服和鞋，经消毒后运发各地。实业部部长孔祥熙致电张学良，请求依旧风调雨顺的东北运粮赈灾；政府还劝告全国农民不要用美国运来的小麦做种子，并且下令灾区不可宰杀耕牛。

这一年，一位摄影师拍摄了北平天坛。从镜头中可以看到，天坛游人寥寥，周围早已是荒草蔓蔓。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这座城市的名字更名为北平。但是，喜欢古都文化的外国人还是习惯地把北平称为“Peking”。

北平人一个爱去的地方是戏园子，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和荀慧生活跃于舞台，一出出好戏让人应接不暇。

在全国性的赈灾中，一些京剧演员也参加到救灾的义演中。在前门的中和戏院，京剧大师梅兰芳更是上演自己拿手的《宇宙锋》,引来无数戏迷的追捧。

这一年刚刚把行营设在北平的少帅张学良也不能免俗，他特意邀请英国驻华武官蓝博森一起看戏。

让蓝博森略感不快的是，张学良看了一半就起身走了。英国武官并不知道，驻守沈阳的中国军队遭到日军的攻击，原因不明。这一天是9月18日。张学良、东北民众和中国的命运在这一天被改变。

被改变的还有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

这一年，洪水同样袭击了日本。北海道的农作物产量仅有以前的三分之一，有些人卖儿卖女，家破人亡。

城市居民还不得不忍受两年前全球性经济危机带来的苦痛。面对失业人员的游行，日本政府对国民实行强制管制，拘留了许多劳工当中的活跃分子。

一部分政客和军部提出，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和经济问题，应把目光投向资源丰富、地广人稀的“满洲”地区，也就是现在中国的东北三省。

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一个名叫石原莞尔的年轻军官走上前台。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石原被人称为“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他的住所收藏着许多拿破仑的塑像，他梦想着像拿破仑一样征服东北。他计划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独立建国。对未来的新国家，他作了这样的设计：“以双重国籍的日本人为骨干，日本人从事大企业和脑力劳动，朝鲜人从事农业，中国人从事小商贩和体力劳动。”

当时有两幅漫画，形象地表明日本军国主义正在抬头，驱使朝鲜人作侵略中国的先锋。

4月，在长春，中国人郝永德未经县政府批准，将万宝山一带的大批土地转租给流落到中国的朝鲜人，引发中国农民和朝鲜人发生纠纷，日本军警乘机干涉。在平壤，数千朝鲜暴徒在日本官吏的纵容下冲入平壤的华人街，对中国侨民烧、杀、抢，造成数百中国侨民死伤。

6月，东北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发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大尉中村震太郎潜人禁止外人进出的地区进行间谍活动，团长关玉衡将中村秘密处死，但是不久还是走漏了风声。

以石原莞尔和坂垣征四郎为首的少壮派军官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挑起事端。翻开《石原莞尔日记》,当时的密谋情况跃然纸上：

4月7日 奉天现地作战方案脱稿

4月26日 自下午2时起，在沈阳馆，就“攻克计划”作说明

5月31日 早，花谷、今田来，于坂垣大佐宿舍密谈谋略问题

6月8日中野琥逸、坂垣来，畅谈。对集中主要精力搞奉天谋略问题意见一致

6月19日 起草“在奉天附近发生冲突时军队的行动”方案

在商埠地的酒馆里，一些日本浪人酒后不断叫嚣，说过几天就要“给中国人颜色看看”。商埠地的地名一律以町为名，大批日本兼西欧式样的住宅小楼掺杂着公园、医院、学校，20万日本人生活在这里。在关东军的庇护下，东北的日本移民早已组建了许多法西斯的团体，“满洲青年同盟”最为有名。他们的目标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国家。他们印制的《满蒙问题及其真相》一文称：“茫茫波涛中的一块岩礁都确定了领土权力的今天，代替满蒙的地方在世界何处寻得?”

9月1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沈阳高粱地上挂满穗子，已接近收成了。晚10点以后，新月西沉，夜色渐渐阴沉了。

东北大学的秘书长宁恩承在市内青年会西餐部宴请美国客人后，匆匆返回校园，路经满铁附属地，他看到有日本巡捕三三两两，手拿着灯笼，沿街巡察。日警巡察街道是常有的事，他并没有感觉多少奇怪。

宁恩承后来在《东北大学话沧桑》一文中这样描述晚10点之后的情形：“我方走到办公楼门前十码，忽然一个大炮弹经我头上飞过，一道火光嗖嗖作响，由西向东如流星一般飞去。夜深人静，大炮弹由头上掠过，声音特别清晰。我不禁大吃一惊，知道大事不好了，日本人开始攻打我方驻军北大营。”

就在东北大学附近的柳条湖，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自行炸毁由日本人经营的一段铁轨，并诬陷是东北军所为。以此为借口，日军开始向北大营发动进攻，同时炮击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

当时，沈阳有东北军8万人，驻扎在北大营的是东北军主力独立第七旅6000多名官兵，但是在这一夜，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抵抗。

半个多世纪后，张学良坦诚地谈到自己下令不抵抗的原因，他对日军的挑衅一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策略，以免让日方找到口舌。他说：“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这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但我下令，绝对不许反抗，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

数十万沈阳市民一觉醒来，悲伤地发现青天白日的国旗已经换成了刺眼的日章旗。那些面熟的日本侨民已经拿起武器，开始帮助关东军维持秩序。

天津出版的《北洋画报》在九一八第二天就派出记者前往沈阳采访，在《记者团出关吊沈阳》一文中这样描述沈阳的情形：“沈阳城中着马裤者，日人遇之杀无赦，不知马裤何故结冤于日人!”

很快，南满铁路沿线的许多城市一一沦陷。

失陷地点失陷时间安东19日早上6时45分本溪19日早上4时盖平19日早上4时鞍山19日早上4时沈阳19日早上6时20分营口、田庄台19日早上5时半开原19日早上5时半四平街19日早上5时半长春19日下午2时抚顺19日上午8时半海城19日上午8时半辽阳19日上午8时半营口19日早上5时半铁岭19日上午8时半昌图19日早上5时半公主岭19日上午8时宽城子19日早上了时

9月的沈阳，寒风袭人，车站上挤满了拖家带口的逃难者。内战时，东北军曾多次伤害关内民众，东北难民入关还怕挨白眼。《北洋画报》的文章描述说：“难民之在皇姑屯者，曰：‘想不到关里人还来看我们。’其言之惨如此。西来者则遇车即上，有空便挤，上自车篷，下至车梯，扶老携幼，饮泣露宿。”

东北陆军讲武堂，是东北军培训军事人才的基地。从九一八开始，慌忙聚集起来的学员们匆匆南下。学员之一的郑殿起回来曾回忆说：“过辽河的时候，那些土匪要我们的枪。他们说，你们没有子弹，你们的枪和烧火棍一样。”

10岁的刘黑枷和他的两个妹妹，在拖着病体的母亲带领下加入了逃难的人群。刘黑枷后来回忆说：“我的妈妈当时才三十一二岁。带领着两个妹妹和我，妹妹一个七岁，一个三岁，坐火车四天四夜到了北平。不走不行啊。当时奶奶60多岁了，特别喜欢孙子，和我最好，舍不得离开。她抱着我，摸着我的脑袋，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呀；摸摸我的脚，天冷冻脚呀。”到了北平后，刘黑枷的母亲因病去世，她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6年后，由刘雪庵作曲，潘子农作词，周小燕演唱的《长城谣》真切地反映了东北百姓背井离乡、家园梦碎的心境。

在这一年第62期的《良友》画报上，刊登出一幅大大的地毯，说明性文字这样写道：

蒋主席公邸地毯图案，色彩庄严而华丽，象征全面统一，表现国体尊荣，然而际此10月国庆节期，内忧外患濒仍，东北一角，崩缺糜烂，即使毯毁损，已堪惋惜，况国土失陷，可哀孰堪!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20年国庆日，全国各地举行反日大游行。青年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刚刚从江西“剿共”前线返回的蒋介石被迫接见情愿学生，

在群情激奋的氛围中，他不得不许诺：“三天之内出兵，不出兵收复失地，杀我蒋某的头，以谢国人。”

三天后蒋介石并未动一兵一卒，他在公开发表的演说中表示：“我国民此刻必须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在瑞士日内瓦，中国代表施肇基要求国际联盟立即制止日军在东北的军事侵略。这个成立于1920年的国际组织有63个国家组成，主要的宗旨是通过集体行动维护世界和平。国际联盟于10月24日以13票对1票做出决定，宣布日本必须从“满洲”撤军，日本在国际联盟中被孤立，但日本傲慢地置之不理。

在上海，音乐教育家黄自与音专师生组织“抗日救国会”,赴浦东等地宣传抗日并为东北义勇军募捐。黄自作词谱曲创作了我国最早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合唱作品《抗敌歌》,随后《抗敌歌》传诵一时。中国的歌曲由此走向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以黎锦晖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另一支是以聂耳、冼星海等人为代表的群众性救亡歌曲。

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声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要求日本立即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此后一个月以内，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了四次宣言、决议和告民众书。

此时，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全面胜利，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

11月7日下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谢氏宗祠隆重开幕，610名来自各根据地、红军部队和总工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代表们举手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和《土地法》,38岁的毛泽东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当时，第一批顾客搭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欧亚航空公司由国民政府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资，开辟的航线从上海前往北平、郑州、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对许多人来说，空中旅行充满新奇和刺激，但昂贵的票价阻挡着普通民众的热情。

11月19日，诗人徐志摩搭上了中国航空公司的邮局飞机。他原本要乘火车从南京前往北京，但是，报纸上的一则消息改变了他的行程。消息说由于战乱，北京戒严，津浦线停运。

十几天前，驻守天津的东北军保安总队接连不断接到报告，一伙人不穿军装，没有番号，从日租界冲出，向各街道进犯，不断向中方开枪射击。9日晨，3时20分，保安队击溃便衣队的进攻，但国民党政府却要求保安队撤退到今河北区一带。

天津的日本商人纷纷悬挂日本国旗，庆祝胜利，他们还强迫中国居民也要悬挂日本国旗，否则就要有牢狱之苦。

就在这场混乱中，已在天津日租界闲居数年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从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号，前往东北。一路上，溥仪幻想着东北民众会山呼万岁迎接他的到来，到达营口，他发现事实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这样描述说：“船身越靠近码头，越不像那么回事。那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等到上了岸，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

在济南上空，徐志摩乘坐的飞机撞上了开山，35岁的诗人不幸遇难成为这一年震动文坛的一件大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挽联这样写道：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嫩江上的江桥是通往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的交通要道，11月4日，日军1300多人进攻这座铁桥，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指挥中国守军迎头痛击，毙伤日军300余人。

但是，日军援兵很快到达，马占山被迫撤退。11月19日，齐齐哈尔沦陷。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日军汇集锦州。三天后，锦州沦陷。

当时日军有一首军歌，歌中唱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士们神采奕奕，英勇善战。”

在日本的军歌声中，仅仅四个半月时间，东北全境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