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中国和越南的领导人们进行了秘密会晤。越南是如何在那次会晤中让步，最终屈服的？
1990年9月3日，在成都举行了一次不张扬的会面，中国和越南的最高领导人进行了积极的交流，讨论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以及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法。这次会面中，许多以前有争议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整个谈判过程十分顺利，双方达成了多项共识。
回到1986年，越南开始扩张军队，导致中南半岛多个国家陷入战争。那一年，越南领导人黎笋去世。同年12月，阮文灵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家，在胡志明时代曾多次与新中国紧密合作，共同对抗美国。
黎笋掌权后，阮文灵在很多问题上与他意见不合，被视为亲近中国的一方，最终被边缘化，失去了越南共产党核心领导层的位置。黎笋去世后，阮文灵虽然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并担任总书记，但他在党内的影响力很小，特别是在面对黎笋时期遗留下来的势力时，感到很大压力，尤其是来自阮基石的反对。
阮基石作为越南的外交部长，他非常反对中国，热衷于延续黎笋时期的印支联邦设想。阮文灵在越共内部争取权力时，遇到了包括阮基石在内的反对者，这让他在试图与中国改善关系时面临很多困难。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中越之间的矛盾变得非常紧迫。1989年，老挝的领导人凯山访问中国，虽然那时邓小平因为年纪大了，很少亲自接见外国客人，但凯山坚持要见，最终中方安排了这次会面。
凯山其实是阮文灵派来给邓小平送话的。他告诉邓小平，以前中老两国关系变差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影响，这次来访希望能为两国关系打开新的局面。这番话也让中越之间的沟通重新开始了。
与此同时，越南的领导层对中国的态度有了改变，对中国的看法也更加深入。阮文灵非常希望访问中国。
凯山在回国的路上，短暂访问了越南，并将邓小平的回复传达给了阮文灵：“我记得阮文灵同志，他的思维很灵活，工作也很能干，胡志明主席很看重他。”
并且我希望在退休前或退休不久后，能解决柬埔寨的问题，让中越两国的关系恢复正常。
但是“越南必须完全、彻底地从柬埔寨撤出军队。”
到了1989年，越南国内的战争情绪已经冷却，阮文灵对从柬埔寨撤军没有反对意见。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越南国内的一些顽固派，特别是阮基石，他们不同意与我国和解。要实现会晤，需要外交人员做很多协调工作，但阮基石这个外交部长就是不同意。
1990年8月16日的上午，阮文灵让越南社科院的黄日新前往中国驻越南的大使馆，找到了张德维大使，表示他打算绕过阮基石，直接和张大使讨论中越领导人见面的事情。
张德维在国内获得批准后，在越南国防部长黎德英的支持下，于8月22日晚在国防部的一个接待室里见到了阮文灵。会面结束后，他将阮文灵的意见转告给了国内。
就这样，经过张德维多次联系，中越会晤最终在8月29日确定了日期。
中国国家领导人邀请越南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政府总理杜梅和中央顾问范文同访问中国，地点定在成都。
越南的领导人在9月3日上午出发，下午1点到达成都。下午双方会面，晚上中方会宴请他们。4日上午继续会谈，下午越南的领导人乘机回国。
1979年，越南与中国打了十年仗，到了1990年，越南为什么突然急着要谈和呢？而且这件事还跟柬埔寨和老挝有什么关系？
越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朝，那时岭南军团的司令赵佗建立了政权。后来，汉武帝征服了越南，将其纳入中国的版图，作为郡县存在。
直到唐末分裂割据时期，越南地区也建立了割据政权（越南史称“吴朝”），但与其他割据政权的命运不同，北宋并没有将其统一回归。
从那时起，越南经历了黎朝、李朝、陈朝和阮朝等多个朝代，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融入了中华封贡体系之中。
近代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扰，越南自然也无法幸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南半岛上的国家大部分都受到了外国的控制。只有泰国作为缓冲地带保持了独立。泰国东边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都处于法国的统治之下，被称为法属印度支那。而泰国西边的缅甸则是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内。
二战期间，日本占领并控制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1979年，越南共产党在打败法国和美国之后，觉得统一大越的疆域已经很成功了，便决定继续努力，将老挝和柬埔寨也统一起来。
假如当年越南真的做到了这一点，那么现在的印太地区局势将会完全不同。越南将成为中南半岛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对中国在陆地和海上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同时，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策略也会因此获得一个最强的伙伴。
即使在1979年，越南的强大也让我国南疆面临更大的军事压力。当时中苏两国的关系还未缓和，北部边境的压力已经让人头痛不已。
显然，苏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在中国周边形成包围态势，苏联大力支持越南经营老挝并入侵柬埔寨。作为回报，越南得到了世界闻名的良港金兰湾，让苏联可以使用。
后来，我们军队迅速反击越南，重创了他们原本就脆弱的工业体系。紧接着，我们夺回了老山地区，迫使越南与我们进行了多年的拉锯战。越南之所以能够撑下去，并且在柬埔寨保留驻军，主要是因为得到了苏联的支持。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遇到了一些麻烦。1990年，原本属于苏联的立陶宛宣布独立，而苏联政府对此竟然没有反对。
苏联自身难保，越南也就得不到援助了，只能从柬埔寨撤军。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对越南施压，意图在全球范围内削弱苏联的影响。
1990年8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一致通过了一个重要决议，旨在全面解决柬埔寨的问题。决议的核心内容是要求柬埔寨的四个主要势力各自派出代表，共同组成一个全国最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作为临时的权力机构运作，具体的人数比例和工作方式则需要由中国和越南两国来协商决定。这也是中越两国会谈中的主要议题之一，除此之外，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也是会谈的重要内容。
9月2日下午，江和李各自乘坐一架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前往成都。
9月3日早上11点，越南高层的飞机在南宁着陆，我国外交部和中联部的负责人到机场迎接，之后他们转机去了成都。
下午4点，会议开始了，一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
会议的主要讨论点是柬埔寨的问题。
柬埔寨当时有四个主要势力：越南支持的金边政权，以及民柬、宋双和拉那烈三个抵抗力量。全国最高委员会的委员需要从这四个势力中选出。
越南建议按照“6:2:2:2”的比例来分配席位，具体来说就是金边政权占6席，其他三股抵抗力量各自占2席。
中方建议按照“6 2 2 2 1”的方式来选择代表，其中多出来的“1”是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中方认为，作为柬埔寨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
这个提议显然让越南不太乐意接受。杜梅（部长会议主席）说，西哈努克属于抵抗力量阵营，这样一来抵抗力量的人数就多了，变成了6和7的情况，金边政府可能难以接受。
阮文灵则认为，中方的提议是可以考虑的。其实，当时越南在谈判中并没有太多的优势。
当苏联的支持中断，越南在柬埔寨的部队撤退后，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呼吁全面解决柬埔寨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压力，越南很难坚持不妥协。最后，越南接受了中国的建议，同意去说服金边政府。
另一个重要的话题是中越两国关系的恢复。根据公布的《会谈纪要》，双方讨论了尽快恢复正常关系的问题，并共同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来逐步改善关系。
双方应该减少在边境的军队数量，避免任何可能的冲突行为。
停止一切针对对方的负面宣传；
增强民间交流；
恢复边境贸易的正常秩序；
两国的高层领导频繁会面和互相访问。
在敲定《会谈纪要》后，9月4日下午2点半，双方在1号主楼举行了签字仪式。我方领导人在现场引用了一句古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作为礼物送给了越方的同志。
阮文灵也非常激动，当晚他写下了“兄弟之间情谊世代传承，一旦生了怨恨，转眼便如烟消云散。当再次相见时，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仿佛千年情谊重新建立。”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柬埔寨四方在雅加达召开了会议，最终成立了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
1991年11月，杜梅和武文杰再次来到中国访问。中越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已经恢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