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教材中，每当讲述近代史，总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时间的分水岭。课本往往强调，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欺凌清王朝，而大清自身孱弱无能，最终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淖，导致民众生活困苦不堪。

这种解释其实带有鲜明的史观色彩。暂且不提“帝国主义”这一标签，先来探讨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何为资本主义？在我们的旧有认知里，每当提及资本主义，总是将它与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工业化国家划等号，哪怕是日本、俄罗斯这些稍显次要的列强，也被视作资本主义国家。至于中国，因为缺乏工业革命和现代理念，所以榜上无名，被贴上了落后的农业国家、封建残余深厚的标签。久而久之，哪怕批判西方强权时，内心深处也默认了别国体制“先进”于己。

但农业模式下的国家难道就不能是资本主义？也许有人会断言，农业与资本主义无关，因为课本早已讲明：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社会化大生产。但若追根溯源，中国古代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难道不正是社会化运作的一种形式？为何非得将工商业等同于资本主义，却排除了规模化的农业？

古代中国并非只是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小农，他们安居田间，便能太平无事，这样的想象过于理想化。历史上，无数农民起义和朝代更替恰恰说明，大量农民只是佃户，归属于地主、权贵麾下。统治阶级握有土地这一生产资料，本质上土地就是资本。实际上，若论剥削和圈地，古代中国地主对佃农的压迫，甚至远胜于英国圈地运动。在西欧，失地农民尚有进工厂的出路，而普通中国农民只有上山造反或坐以待毙两条路。用土地绑定千百万农民劳作，其规模化与组织化早已非常成熟，这是工业化前的“中国模式”。

谈及贸易，问题同样值得反思。贸易的本质不仅仅是商品你来我往。当中国的茶叶、丝绸远销英国，这本是市场选择；而英国的纺织品卖到中国无人问津，这同样应该是中国自主的结果。顺差代表的是他国对己方产品的需求，逆差则说明自家产品无法满足自己。时至今日，中国的工业品遍布全球市场：安格鲁-撒克逊人若真不愿接受中国制造或许能免去几样，但想完全剔除是不现实的。无奈之下，便出现了TPP，贸易战和反倾销调查。他们做不到正面竞争，就选择不合作，或设定重重壁垒。

可回望百年前的列强，则采用更加直接的方式。从鸦片到坚船利炮，直接轰开中国国门。实际上，他们所谓的贸易，核心是利用自身的工业与科技优势，将他国长期锁定为原材料和市场的供应者。这一利益结构一旦确立，国家就陷入被动：落后时受尽剥削，追赶时遭遇打压，即使一旦有所超越，也会随即被孤立。平等、等价交换这些理想，实际上遥不可及。

需要指出的是，就算环境如此恶劣，近代中国仍存在潜在出路。即便是“八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的困局，只要持续推进工业化，总能迎头赶上。真正让旧中国陷入绝境的，另有因素金融资本的侵蚀。与武力征服不同，国际金融资本隐秘而致命。它靠无形的放贷手法，不直接创造任何财富，却能攫取社会大部分劳动成果。自晚清以来，无数赔款不仅耗尽了国库白银，更因利息滚雪球般增长，导致经济更为窘迫。原本，列强通过战争对中国索取赔偿，而国际金融机构则为这些“赎身费”提供融资，实际损失远超初始要求，如同现代乌克兰的例子。

这些财富不断回流西方，支撑起它们的新一轮军备扩张和债务循环以武力和金融双轨控制全球。西方口口声声讲“政治稳定”，其根本目的是保证债务人按时偿付，但这些债权的发端本身是否合理，却鲜有人问津。

顺便谈一谈日本。明治维新为何能成功？究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虚构的天皇权威，还是背后有更深层的力量？孤岛日本、经济羸弱，仅靠一点粮食又如何能大量采购西方武器？历史通常强调志士仁人，却对外部金融资本的渗透轻描淡写。实际上，明治维新少不了资本推动。时至今日，日元疲软、日本社会失去活力，也正源于早已被西方金融牢牢掌控其角色，不过是为欧美服务的地域工具而已。

对于中国，分裂、弱小才是某些列强梦寐以求的状态。只有这样，中国产品才能被贸易压制，财政被利息掌控，永远难以自立。而事实上，惩戒弱者的套路，不只用在东亚。自一战后欧陆列强也曾深受其害，而今美国对欧洲的经济勒索亦属此列。

或许有人眼中，西方的繁荣令人神往。支撑这一繁荣的，是依赖非洲、中国等底层经济体的劳动力红利。当中国逐步崛起，这一切优势便不再轻松复制。观察当下的欧洲、日本，经济停滞、社会内卷，便是明证。

民主、自由、平等，确实是所有人向往的理念。但遗憾的是，在列强背后，这些常常只是手段。真正的底色，是自利和等级。所谓文明，其实是一种权力话语：强者自称文明，弱者则永远被冠以“落后”“野蛮”。这个世界的规则归根到底，不过是胜者书写的丛林法则。对于强权来说，无论是武力还是资本运作，手段各异，本质相通。面对这样的现实，所谓文明与野蛮，有时只在一线之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