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
1979年，我踏入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拜访周扬同志的住所，首次提交《周扬文集》的书稿。当时，他显得犹豫不决，并未轻易点头。我坚定地表示：“要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您的这些文章不可或缺，无论如何都是必须收录的。”
我追了他几年为这稿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深刻体会到了他在整理这些旧稿时所经历的痛苦。回想起过往，我深感愧疚，实在不该催促他审阅这些陈年的稿件。若需问世，则务必精心编纂一部详尽的注释。此稿之作，实乃周扬先生一生思想的深刻体现。
周扬与毛主席在延安合影
周扬，自延安时期起便长期担任共产党文艺领域的领导职务，曾发表过无数场报告。那时，言语之间毫无虚饰，直言不讳，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无数作家的命运起伏，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然而，最终，他却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深感懊悔。此事堪称我国文艺领域最为瞩目的盛事之一，亦是我国文艺界倡导开放态度、重新书写文学史的典范，其研究价值与历史意义不容小觑。
我对他的了解并不深入，姑且先从初次见面时他留给我的印象说起。
起初，我并未深入了解他作为文艺理论家之初所持有的真实思想。然而，我想他起初或许与我等相似，或许也有着类似的初衷，尽管深浅各异。他最初或许也确实深信不疑，他所宣扬的一切。
我初次与周扬相遇，是在1953年的第二次文学工作者代表会上。当时，我作为青年团委派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有幸聆听了周扬先生的精彩演讲。
毛周茅郭
当初我对作家一无所知，对文艺更是门外汉，内心深处生怕作家们会瞧不起我们。然而，当周扬在提及我们团组织所出版的《卓姬和舒拉的故事》时，他微笑着用手指着我，语气中充满了赞赏：“你们出版的这本书，正是青年人所亟需的。”会场上的人们纷纷将目光转向我，我内心充满了喜悦，仿佛我们也得到了文艺界领导层的认可。
“目前文艺界已实现团结，即便是胡风派这样的小派别，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韦君宜
我对此宗派之争一无所知，亦不识胡风其人，便信以为真。胡风曾撰写一部长达三十万言的著作，作家协会将其予以发布，宣称旨在揭露其中的错误。我亦深信其中必然存在某些纰漏。
后来，报纸突然宣布：胡风不只是文艺观点错误，而是反革命集团，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大家这次真的震惊了。
看过胡风的《密云期风习小记》。纵然对其中细节不甚了了，但总体上，我还是将其视为一场革命。然而，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是潜藏的特务。
周扬在会场中连续几声感慨道：“竟没想到，真是万万没想到。”显而易见，他本人也未曾料及。言罢，他又接着说道：唯有毛主席具备如此卓越的洞察力，能够洞悉问题所在。在我们文艺领域，每逢重大问题，无不由毛主席率先发现，而我们自身却难以做到。回想上次，《武训传》事件便是如此，《红楼梦》的问题亦是如此，而今胡风事件亦然。
他所提及的《武训传》事件，其中涉及他自己未能率先对该影片进行批判，因而受到了毛主席的责备，这一点我有所耳闻。众人默然，我亦随声附和，自嘲自己愚钝至此。我曾撰文对胡风进行批判，自以为这是响应党的号召，紧随周扬的步伐。我实难厘清胡风与周扬理论争端的本质所在，误以为毛主席已洞悉了匪巢的秘密。
胡风
然而，随着事态的逐渐扩大，愈发呈现出异乎寻常的趋势。胡风事件后，丁玲、冯雪峰亦卷入其中。我未曾明了丁玲究竟犯了何等罪过，却只知晓，因她主张作家应创作出响彻云霄的著作，提倡“一本书主义”，便被冠上了反党的罪名。
而冯雪峰在批准发表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论文后，便陷入了“罪孽感”的漩涡。更甚者，他因计划创办同人刊物（尚在筹备中）而被指责为反党行为，这一指控抹去了他数十年的革命历程，将他定性为右派分子。
后来，发展到丁玲所熟识的陈企霞亦被划为右派，随之而来的是与陈企霞共同编辑刊物的同仁们无一例外地被牵涉其中。紧接着，丁玲的秘书亦被计入名单。乃至后来，即便是与丁、陈、冯三人毫无瓜葛，只因他撰文提倡“现实主义道路”，与我同是老解放区出身、真心诚意听党召唤的秦兆阳，亦未能幸免，亦步我后尘。
此后，战斗的烽火蔓延至更为年轻纯洁的王蒙，以及那些曾在老解放区受教于陈企霞的学生，他们无保留地赞颂着解放区的光辉。哎呀！即便是缺乏文艺理论知识的我，也无法回避现实给予的教育，思维开始活跃起来。于是，在我编辑的刊物《文艺学习》上，逐步发起了关于王蒙先生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深入讨论。
丁玲
随后，我着手创作了一些并非一味歌功颂德的文字。这样一来，我的立场便从坚定的右翼支持者，骤然滑向了右翼的边缘地带。随之而来的是，作家协会的党组成员职务被撤销，中直党代表的身份亦被剥夺，最终我被下放到农村。
数年间，我往返于上下之间。记得某次下之前，聆听了周扬的报告，他特意点名将黄秋耘批评一番：“何谓平庸之辈的广大民众？广大民众正是我们的人民！你的眼中是否还存有对人民的关怀？”
听闻此言，我不禁浑身一震，深感周扬似乎能够左右我们的命运。
那篇由周扬署名的《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以及后来被指为毒草的批判艾青等文章，令人困惑不已。它们使得人们难以辨识何为芬芳之花，何为毒草之草。若将这些视作毒草，视为右翼观点，将文章翻译成外语进行推广，即便不透露作者身份，外国人亦会断定这是左翼的作品。世间的对错观念已然混乱不堪。即便我怀揣着学习的渴望，却仿佛置身迷雾之中，难以入门；即便我努力追随，却总是力不从心，难以跟上。
随着我对自身认识的逐渐深入，我与周扬同志的交往也日渐疏远。在经历了两年的农村工厂下放生活后，我被调至作家出版社，负责编纂一个新栏目。然而，事情的发展仿佛变得难以捉摸，我竟然突然被任命为副总编辑。随后，我又被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了那里的负责人。这一切的变化，确实令人感到颇为奇特。
我为了这件事，曾至周扬同志府上，诚恳地请求免除我的职务。那时，我已深知在文艺界直言是非之难，自忖自己德薄能浅，实在难以胜任此重任。在周扬的庭院中，我直言道：“这原本是冯雪峰、王任叔等前辈所负责的事务。为何让我来承担？这纯属偶然，我实在无法胜任。”
周扬悠然地坐在藤椅上，品茗之际，嘴角轻轻上扬，言道：“许多人投身于工作，往往出于偶然，而如今我从事这份职业，亦是偶然所致。”
当时，我对“偶然性”一词的含义一知半解，亦不知周扬将我视作何种人物。回想起那段时间，诸多疑惑萦绕心头。或许是因为已遭遇的背叛太多，愿意信赖的人变得稀少，既然我并未站在任何一派，无需遭受严厉的批判与斗争，只要平日里安分守己，听从安排，那么偶尔派上用场也就足够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发顽皮不羁，竟擅自创作了两篇小说。（《月夜清歌》《访旧》）我们被点名前往北戴河参加会议，接受批判。那些并非属于任何派别，也非右派身份的我们，再次被揭露出了种种瑕疵，随之被下放到农村。
夏衍
在我离去之际，局势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夏衍的批判大会已然召开。关于夏衍与周扬之间的关联，这在众人之间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夏衍亦如此，更遑论他人？诸如陈荒煤、邵荃麟、齐燕铭等，皆未能幸免于贬谪之境。此刻，周扬独自留在了现场。我心中不禁想，在文艺界，似乎唯有他一人观点正确。然而，他曾亲手批判过多少同仁，我带着一种必遭波及的预感步入了那个场合。
下乡归来，1966年。局势突变，贬谪者入狱。
火车一抵达，便被送至社会主义学院。文艺界总牛棚墙上张贴着满目的批斗大字报，田汉、林默涵等知名人士，皆被拘禁于此。周扬的名字显眼地映入眼帘，然而他本人却因病倒卧床榻，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位文艺界中最后一位敢于批判他人的人，如今自己也成为了批判的对象。文艺界面临的最核心问题，已被英明地一一揭示。由此，文艺界迎来了彻底的变革。
这让我这样的干部反而感到释然，既无牵挂，投身劳动改造便是。在干校，我们谈论未来的前景，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若是有朝一日得以重返故土，我必将告别文艺之路，不再涉足编辑之职，至于撰写文章，那更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愿再触碰的。”
挨批斗的周扬
“当然可以。”
在老蒋的居所，我与周扬同志重逢。他见到我时，面带微笑，与我握手，仿佛只是短暂的离别，关切地询问：“近况如何？”我坦诚回应：“这几年来，我犯了错误，也承受了一些困苦。”
他依旧保持着昔日接见我时那平和的举止，轻柔地点了点头，语气中透露出一种抚慰的意味，说道：“这不打紧，你只是犯了小错，而我则是犯了更大的过失罢了。”
随后，他向询及文艺圈几位同行的近况，那时他接触的人尚不甚广泛。他犯下的重大失误是什么？他并未直接点明。然而，我察觉到，他似乎已不再坚信自己的正确性，甚至可能不再认同那些出自他口中的言论全然英明且无误。
在再次与他重逢并聆听他的报告后，我再次感受到了那份熟悉。会场内人数并不多，他端坐在无台座的主席台横侧，而我则位于直位，与主席位相距不远。这是我首次目睹他言谈间泪流满面，尽管他并未在众人面前一一指责过往的错误，但他却坦率地表达：“众多优秀的同志们承受了苦难，我对大家深感愧疚……”
不久之后，我赴上海之行，有幸与一群青年作家进行座谈，其中不乏张胜友、孙颙、叶辛等当时崭露头角的新秀。彼时，他们正身处思想解放的热潮之中，激昂地提出：“像周扬这样的角色，曾导致文艺界众多人士遭受打击，如今我们为何不与他进行一番理论上的探讨？”
我无法全面代表周扬表达他的苦衷，但仅是略窥门径，便轻声吐出：“这事情似乎颇为复杂。”
在广州举办的文代会上，气氛异常热烈。周扬、夏衍、张光年、林默涵、李季等众多知名人士悉数出席。我虽无幸受邀，却因组稿之故，得以巧合中参与其中。会议期间，这些领导纷纷发言，对江青所提出的“黑八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会议结束后，数人一同前往游览肇庆的七星岩。林默涵、光年与我三人犹如青年般意气风发，奋力攀登高峰。而周扬、夏衍则未能同行，他们便笑着留在山脚，向我们挥手致意，并在下方为我们指点风景。
那晚，众人齐聚波月楼，各自提笔挥毫，吟诗作赋。诗人张光年、李季佳作迭出，即便不善作诗者，亦纷纷泼墨成章。十年离索，未能相会，今朝重逢，真乃激情澎湃，逸兴遄飞。
诗篇落笔，众人共赏皎洁明月，继而围坐在周扬同志的屋中，闲聊往昔往事。言谈间，无拘无束，畅快淋漓。犹记得周扬同志面带笑意，手指着我，说道：王作民曾向我提起，您原本出身名门，这才使得您的诗作独具风华。众人吟咏打油诗，吟道：“两位好汉再相逢……”欢声笑语中，大家沉浸在二十载间难得一见的深厚友情氛围之中。
自踏足广东的土地，重返京城后，我的生活便渐渐添上了几分波澜。记得有一次，周扬因病住院，我特地前往探望。他虽话语不多，却字字恳切，向我娓娓道来：“我已向默涵坦诚，我们曾犯下诸多错误，理应承认并改正。我期望他能与我并肩，共同进行改进。”
周扬和夏衍
为了编纂《周扬文集》，我踏上了前往中组部招待所的征途。起初，周扬只是以稿件繁杂为由进行推脱，声称时间紧迫，难以逐篇审阅，并认为这些稿件并无传世之价值。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频繁造访，终于深刻领悟到了这份稿件所倾注的真挚情感。他最终向我坦白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这里的一些文章，以及其中某些段落，都经过了毛主席的修改，甚至有些是由他亲自撰写。那场重要的辩论文章亦是如此。若要使用我的名字进行发表，我必须逐一点明这些情况，这无疑是一桩繁琐之事。”
“不妨放缓第二卷的出版进度（即批判文章最为集中的那一卷），先推出最后一卷（即“四人帮”倒台后他个人的文章）。
他的意图很清晰。他渴望广大读者能够深入理解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他不愿再次以那所谓的“偶然”之正确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
然而，作为编辑，我内心深处却渴望能够出版全集，唯有如此，方能全面展现周扬同志的历史全貌。对于此事，我深感愧疚，对周扬同志而言，过去的纠葛与痛苦似乎因此变得更加深重。
在那段时光里，我曾听闻周扬曾多次向那些曾被他批评与整治的同志们公开道歉。我自己也曾亲耳听周扬提及：“我原本并不赞同将艾青归为右派。”然而，为何最终还是被划上了呢？他并未向我解释。
我曾目睹胡风步入会场，与周扬亲切握手。众所周知，冯雪峰与周扬素来关系紧张。我们为雪峰举办了一场追悼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牵头。我站在门口，心中忐忑不安，不知周扬是否会出席，然而最终，他竟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人群中，站立于群众队伍之中。
而且后来还听说，即便周扬刚刚从狱中获释，尚未完全解决自身问题之际，他早已撰写了一份意见，主张恢复雪峰的党籍。我想：啊！原来如此。
他已开始忏悔。他逐渐敞开心扉，与朋友们坦诚相见。这无疑是一件令饱经风霜二十余年的文艺界翘楚们欣喜若狂、欢欣鼓舞的大事。众人身心俱释，纷纷对周扬产生同情，并对坦诚直言的周扬表示谅解。
周扬和巴金
他本人亦着手将自身的见解付诸文字，这便是他即将出版的新作。在文艺领域，他亦按照自己的理念展开工作。干部的任免事宜，我们又需向周扬求助，着手处理。
然而，我们沉浸于畅所欲言、真情流露的时光并未持续太久，随即围绕着人道主义议题的争论便爆发开来——有人撰写文章，主张应当表达己见。周扬亦曾撰文发声，却因此文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与此同时，那些试图反驳批评的声音亦不得公开发表。一时间，我们这些早已习惯于紧张氛围的人们再度感到压力倍增，不得不纷纷表达自己的立场。
社里同志说：“近日，我拜读了周扬先生的那篇文章，深感其观点切中要害。然而，今日再度细读对其批判的文章，方才领悟到其中所存在的偏差。”此类言论已成为近年来公众表达意见的一种常见模式。
正值新春佳节之际，我拜访周扬家中，途中与老李同行。他好奇地询问我：“若有人提及周扬所写的那篇关于人道主义的作品，我该如何回应？”
我表态道：“作为社团的负责人，我只能选择推脱。这毕竟是个哲学层面的问题，我并非专家。聪明的人应该能从我的话中感受到我的立场。”
踏入周扬的居所，不久他便开始谈论起这个话题，面露沉重，语气中透露出压抑之情。“我未曾料想，这篇文章竟会得到上级如此高度的重视。”问：“你们态度如何？”
恰逢此刻，两位访客不期而至，我立刻不加思考，便以“不谙哲学”之辞巧妙地敷衍过去。我原本以为，此刻我抵达他府上，所怀的只能是同情与慰藉之心。我的立场已清晰表达，无需赘言。
此后，周扬逐渐淡出了事务的打理，且不再出现在公开的会议场合。即便我与周扬有过几次见面，也从未提及过他遭受批判的往事。
那冬季，周扬随几位作家赴广东游历以放松心情。黄秋耘对他们进行了接待。不久，秋耘返回京城，向我透露：在广州期间，周扬曾单独与他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对于昔日对“中不溜儿芸芸众生”的误判表示悔意。他还谈及了我们都应如何反思自身的过失，并特别提到了我。韦君宜不太明辨是非。
此言令我心头一震，真没想到他会如此评价我，认为我辨识能力不足。事实上，我自认在这方面还是相当清晰的。他的看法让我感到颇为痛心。
周扬归京之后，不日便染病在身。我曾亲赴医院探望他，然而因有他人在场，遂未敢提出心中所思之疑问。
听闻周扬近日郁郁寡欢，我不断回溯，反思自己曾对他说过的言语。“我不同意这种批判，我完全赞同您的观点！”
周扬虽曾犯过错误，言辞间亦有过失，然而如今，他已深表忏悔。他过往所赞颂卓娅之辞，以及对《武训传》与《红楼梦》的批判，或许在当时确为肺腑之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直言不讳，便以为我们众人都持以诚心。他却未曾料到，我在他面前竟还以“表态”为借口推脱，言辞间更是含糊其辞，似是故作玄虚。周扬虽年长我十岁，却仍保持着纯真，而我却在面前装出一副世故的模样，显得格外虚伪。
我深知自己有必要向周扬忏悔。于是，我再次以探望他人为名，潜入了原本禁止探望的周扬病房。抬头望去，只见周扬紧闭双眼，微张着嘴，躺在床上毫无动静，陷入深深的昏迷，人事不省，显然已无法再听我说任何话语。我在床边默默伫立片刻，便悄然离去。
周扬尚在人世，我衷心期盼他能够苏醒，以便能聆听我的忏悔。我仍在等待。
在我前去看望病中友人之际，适逢作家协会召开代表大会，周扬因故无法莅临。然而，当主席台上宣读他亲笔撰写的贺词时，现场观众掌声雷动，持续了整整三分钟。
继而，一位青年代表倡议向周扬致以慰问信，响应者不分年龄，几乎涵盖了所有人，包括我。纵然许多年轻人对他并不熟悉，对他的某些具体行为也缺乏深入了解，但他们依然为他鼓掌。这充分说明，周扬的悔过之心已传遍文艺界，赢得了广泛的谅解。
周扬依旧沉浸于那份纯真的痛苦之中，沉默不语，卧病在床。我，一个不愿伪装却又不得不伪装的人，时常忆起周扬。回想起“四人帮”覆灭后的波月楼事件，那是否只是一场幻梦？那些曾经的朋友氛围、那份真诚的忏悔，我竟开始怀疑自己的信念。
作者简介
韦君宜，自1939年抵达延安，我担任了新华社《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一职，后晋升为晋绥《中国青年》分版的执行主编。新中国成立后，我历任《中国青年》杂志的总编辑，以及《文艺学习》的主编，此外还担任作家出版社的总编辑，再次担任《文艺学习》的主编，并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历任副社长、总编辑直至社长之职。我担任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并成为中国作协文学期刊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我的文学创作始于1935年。我著有长篇小说《母与子》和《露沙的路》，散文集《故乡和亲人》、《似水流年》、《故国情》以及《我对年轻人说》，短篇小说集《女人集》，短篇小说选《旧梦难温》，中短篇小说选《老干部别传》，散文杂文集《海上繁华梦》，编辑札记《老编辑手记》，杂文选《前进的脚迹》，以及长篇回忆录《思痛录》等。
